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表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这在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看来，在新时代，对高等教育的目标要求更高了，高等教育的任务更重了，高等教育实现的时间更紧迫了。“工程教育是最有可能进入世界第一方阵的中国高等教育，因此，高等教育的变革也将以此为新起点。”
2016年6月2日，中国成为国际工程教育《华盛顿协议》第18个正式成员。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理工科教育处处长吴爱华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说，这意味着我国工程教育质量标准实现了国际实质等效，工程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得到了国际认可，我国高等工程教育真正成为了国际规则的制定者、参与者，“我们与美国、英国等高等教育发达国家平起平坐，将逐步实现从国际高等教育发展的跟随者向领跑者转变”。
《华盛顿协议》是一项工程教育本科专业认证的国际互认协议，1989年由美国、英国、加拿大等6个国家的工程专业团体发起成立，成为该协议成员意味着通过中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协会(CEEAA)认证的工程专业本科学位将得到美、英等该协议所有正式成员的承认。
吴爱华解释说：“以往没有加入《华盛顿协议》的时候，我们国家的工程师去国外承担工程项目时，因为工程师资格不互认而没有驻在国项目签字权，通常要出一笔代理费。现在以加入《华盛顿协议》为起点，我们将逐步实现工程师资格互认。”
《华盛顿协议》仅仅是工程教育改革的触发点，让中国的高等教育在国际上的角色从观察员转变为正式成员。更深层次的原因有三点：一是新工业革命的挑战倒逼高等教育不得不进行变革;二是我国新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从供给侧进行改革，满足日益增长的人才缺口;三是应对未来国际竞争的挑战，需要打造国家的人才优势。
“新工科”建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势而生。一方面是随着产业发展变革，成长出一些新兴的工科领域，另一方面是对现有工科的新要求。吴爱华解释说，“新工科”改革的核心是建立产业需求导向的人才培养模式。一方面树立创新型工程教育理念，提升工科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另一方面，树立全周期的工程教育理念。比如，做一个工程项目，需要学生从构思、设计、施工、运行等整个环节都了解，全程参与并知道该怎么做。
校企协同育人
“新工科”建设要求人才培养的过程中需要与当前经济、与企业需求频繁互动，通过融合各方力量和资源，对接各方需求和能力、培养能够适应产业发展的专业技术型人才、创新产业发展的“互联网+”跨界复合型人才和引领产业发展的基础研究型人才，建立迎接未来挑战的人才培养体系，从而为我国抢占科技战略制高点提供智力支撑和人才保障。
慧科集团合伙人、集团首席战略官、慧科研究院院长陈滢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表示：“产学融合是推进新工科建设的必由之路，产学融合2.0就是倡导把产学协作理念渗透在以学生为中心和产出为导向的人才培养全过程中。”这个人才培养过程中，企业与高校共同建设学科设置、课程内容、教学实施、实习实训、创业就业几大方面。
实际上，校企合作的模式不少学校早有尝试。腾讯2006年起就与高校开展工程人才培养方面的合作，比如和清华共建国家级工程实践教育中心，和哈尔滨工业大学开展领军人才培养项目。“过往的产学合作更多集中在专业课程新内容的探索上，主要还是点上或者线上。”腾讯副总裁王巨宏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表示，而教育部推出的新工科，需要产学合作不仅能为教学带来新内容，更要为专业改革带来升级，并制定多维度质量评价新体系和协调管理体系，是立体、全面的改革。
“现在来看，各地政府、学校、企业都已经陆续行动起来，‘新工科’建设正处于百花齐放的阶段。”陈滢认为。
校企合作变化较为明显。安博教育集团教学质量管理中心教学总监王立军从2009年就开始切入校企合作，他明显感觉到了这种变化。“那时候愿意合作的学校一般都有解决学生就业的硬需求，还相对好谈，但是像其他不愁就业的学校可能会有一些难度。现在不一样了，一提‘新工科’，大家都很兴奋。”
高校行动方面，吴爱华向记者介绍说，广东省正在建设高水平的工科大学，“从人才结构上看，广东要发展新经济，保持持续增长活力，迫切需要新工科人才。”
《经济》记者致电佛山科学技术学院，教务处工作人员古广灵介绍说，佛山科学技术学院采用的是“双学院制”的实践探索，即在各二级学院分别组建了“产业学院”，实行管委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依托学科专业学院，与地方产业、行业协会或若干企业合作建设的又一个“二级学院”。
在校企深度融合上，佛山科学技术学院根据佛山经济的情况，从破解行业难题角度出发，采用了“高校+高端研究所+龙头企业”的方式，把课堂延伸到企业，把实验室建到车间，把学生带进生产一线，鼓励师生论文写在大地上，科学研究做在车间里。
“学校根据地方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需求，围绕全省产业布局和佛山智能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电子信息、生物医药与食品安全、节能与环保等领域，加大与之紧密相关的学科专业建设力度，固本削枝，停招了非工科本科专业15个，新建物联网工程等6个新工科专业，工科专业接近50%，实现由综合性大学向理工科大学的转型。”古广灵说。
需要注意的是，“新工科”的推进率先需要打破校企合作壁垒，扩展多变协作，通过运用具有产业核心优势的企业在研发、整合、对接以及运营核心能力，把产业理念、技术、资源整合到高校课程、实训和师资中，然后再将培养出来的人才回馈和服务给社会。
“最终实现的是双边到多边、刚性到柔性、独立到交叉、专业到专创、线下到线上、实验到实践、单向到闭环、协作到生态的产学无缝衔接，从而大幅度提升融合的效率和质量，这需要强调生态协作、专业交叉和教学模式的多样化。”陈滢表示。
对高校而言，课程整合是其难点之一。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正在进行的项目之一是为机器人领域培养多学科交叉的人才，项目负责人周老师向《经济》记者称，“课程整合不好做，具体比较体系化的课程正在探索中”，现在只是根据培养学生的能力不同，学院搭建了不同的平台。比如，从培养学生基础实践的角度出发，开展了科普型的竞赛;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开展了综合性的实践，比如仿真机器人实践;培养学生偏研发方面的能力，搭建了更为复杂的服务机器人平台。
不仅如此，课程难度的另一方面还体现在学时和选修、必修课的安排上。北京博创尚和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镭所在的企业是为高校提供机器人课程，他告诉《经济》记者，有些高校还未把机器人课程列入课程大纲，也就是说，机器人课程仅能以选修课的形式进入，而非必修课，“这给课程推进造成了一些障碍”。
在企业层面，也显露出一些矛盾点和差异性。王巨宏表示，企业资源有限性与高校需求多样性的矛盾正逐渐显现。高校会期待企业能为育人过程提供全方位的支持，比如企业专家进校全程授课，企业导师指导学生实践等，但由于高校众多，企业一时之间无法满足所有高校对企业提出的需求。基于此，他们一方面采取线上线下结合模式，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将资源数字化后在网络上共享，为更多学生提供学习机会，另一方面，我们联合高校一起开展师资培训，将企业创新理念，真实案例，生产问题等首先传授给老师，再由老师教给学生，一定程度上解决供需不平衡。
华为作为产业界的代表，也是人才的需求方，而且也非常愿意利用自己积累的技术与经验参与到人才的培养过程之中。“我们感到最大的困难是产业界与教育界的思维与行为模式存在巨大差异。”华为“新工科”项目负责人卢鹏告诉《经济》记者，“企业生存在高度竞争的环境，最重视的是执行和落实，讲究效率和机会把握，习惯在快速变化中取得成功;但教育是个长期过程，对学生来说教育是没有试错机会的，学校教育责任太大，常常比较保守和严谨。”
为解决这些问题，他们积极与教育界合作和交流，充分尊重教育界专家们的智慧和经验。并且在国内和海外分布成立了一个华为ICT学院专家委员会，邀请资深教育专家参加，指导项目组如何进行投入和开展教育合作。
以往培养人才的方向是学带动产，而现在情况发生了反转。行业的研发和迭代速度已经远远超过了学术研究领域，走在了发展的最前沿，很明显需要产带动学，即现在人才培养方向是由相关行业带动、引领进行升级转化，并把先进的行业技术、方法、师资、实验室、数据等前置到现有的教学和人才培养体系中。
陈滢认为，从学生角度来看，“新工科”的提出能很大程度上破除现在学生“毕业即失业”的情况，面向新技术产业、面向实训实践和面向创新环节，让学生们能够直接接触到产业前沿的实践项目，增强实践动手能力。
吴爱华强调，“新工科”建设要遵循“六问”——问产业需求建专业，构建工科专业新结构;问技术发展改内容，更新工程人才知识体系;问学生志趣变方法，创新工程教育方式和手段;问学校主体推改革，探索新工科自主发展、自我激励机制;问内外资源创条件，打造工程教育开放融合新生态;问国际前沿立标准，增强工程教育国际竞争力。
当然，这其中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科技和产业变革迭代速度越来越快，高等教育培养人才怎样才能引领和适应这种变化。
陈滢建议企业深度参与到高校课程设计中，并与高校约定，根据市场需求变化及时调整教学进度和方向。“但前提是高校能和相关领域的前沿企业进行合作，保证有足够强大的师资队伍和有对产业精准的洞察力。”陈滢提醒说，如果是B端的合作方式，可以介入第三方平台来连接企业与高校，帮助高校从企业的生态角度进行人才培养;如果是C端的合作方式，可以利用互联网技术，采用线下线上相结合的多形态方式，让学生能更快更及时全方位学到新鲜的行业、产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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